他认识"麦"，因为招牌上有。

那天晚上他躺在车房后面那间铁皮屋里，把"麦承"两个字在嘴里念了大概两百遍。

他十九岁那年，根叔死了。

急性的什么东西，早上还在骂他，中午人就倒在了车底下。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行了。毛仔连急诊室都不敢进去，只能站在走廊尽头，隔着两扇玻璃门，看着白布被拉起来盖上去。

他站了很久，久到有护士过来问他是不是病人家属。

他摇头，转身就走了。

车房是租的，人一走，租约就断了。他把工具一件一件擦干净，全部归位，然后跑去找业主，用他那口烂得要命的中文谈了两个小时，谈到嗓子都哑了，最后把租约续了下来——业主看在租金的份上，也懒得管这小子有没有身份。

从那以后，麦记车房还叫麦记车房。招牌没换，一个字都没换。

白天他修车。这是他的正经营生，也是他真正吃饭的东西：拆缸头、换刹车皮、给人调化油器、帮的士司机通宵抢修。手上永远洗不干净，指甲缝里全是黑的。

只是修车这个行当，收上来的钱是慢的。街坊修车赊账，赊了半年不还，你也不能上门去凶——你没身份，凶不起。而电费、租金、零件钱，一样都不肯等。

所以后来阿宝找上他的时候，他去了。

工厦八楼那个地方，不看证件，不问出身。你只要肯站进那个胶带圈里，当晚就有现金。一个月排他两到三场，赢了一千起，输了就七百，多打一场就够一个月的电费。

他没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事。他知道根叔要是还活着，会拿扳手敲他的头。

4

凌晨一点半，他从工厦的货梯下来，跨上那台车。

那是台九十年代的旧铃木，四百排量，被他自己修过不知道多少遍，油箱上有一块补漆颜色对不上。这是根叔还在的时候他攒钱买的，是他在这世界上唯一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。骑上去的时候他整个人会松下来，肩膀落下去，好像终于有个地方是他的。

只是今晚他连挂档都费劲。右手一使劲，肋下就像有人拿钢筋在里面撬。

他知道自己需要人看一看，可医院他去不了。急诊要身份证，要住址，要一个能填进去的名字，而他什么都没有。

红磡那边有个跟他一样没证件的孟加拉人，去年在货仓被叉车压断了脚踝，是他背去的。那人后来跟他说过一个地方。

"九龙城，"那人当时用很烂的英文比划，"有个女人。她不问。"

那种地方毛仔知道。藏在假招牌后面，收现金，不留记录，你付钱它就不问。全香港这样的地方大概有几十个，但敢缝、敢开刀的没几个。

他发动了车。

5

那间铺子藏在一条又窄又斜的街里，招牌上写的是"永利钟表维修"，钟表两个字的霓虹早就坏了，只剩"永利"两个红字在夜里一闪一闪，闪得人心烦。

铺子的拉闸门半开着，齐腰高。门口摆着一张塑料矮凳。

矮凳上坐着一个女人。

她大概三十几岁，齐肩短头发，穿一件宽松衬衫，袖子随手卷到手肘。那衬衫洗得发白了，领口也起了毛，可是垂下来的样子很好看，一看就不是二十块钱三件的那种货色。她手里夹着烟，脚边一罐已经喝掉一半的啤酒，正抬头看对面楼上晾着的衣服。

毛仔把车停在路边，熄了火，站在那儿。

他浑身是血，快一米九杵在那里，在这条街上是很难被忽略的东西。

那女人抽完了那口烟，才慢慢转过头来看他。

她的眼睛很黑。黑到没有反光的那种黑。她看他的时候不惊讶，不害怕，也不好奇，就是看——从他的眉骨看到他的肋下，再看到他攥着车钥匙的手，那样子不像在看一个人，像在读一张片子。